作为流传至今的诸多家训之一，《颜氏家训》有着“古今家训之祖”的美誉。有人认为，荣获这样的美誉乃是因为其规模之大，然而，以我之见，则恐非如此。古之有家训遗留给后辈子孙的，数不胜数，然而切实对家风之形成、子孙之人格产生重大影响，并流传至今的家训却并不多见，而《颜氏家训》则为其中的佼佼者。自《颜氏家训》撰成而垂示后世起，颜氏子孙中，可谓人才辈出，其中尤为显明的，即有文冠一时之颜师古，忠烈感天之颜真卿、颜杲卿。家训之功，以至于此，诚为古今中外之所罕见者也。
不仅如此，颜氏后辈对《颜氏家训》的敬仰、遵从，又是其他家族的后辈们所无可比拟的，而一旦《家训》遗失，则千方百计笃意访求；一朝访得，又详加参互校订，以恢复其本来面貌，以遗后人。并将家族人才兴盛的缘由，全都归功于《家训》的教导；家族人才衰弱的原因，则归结于《家训》的失传。“是皆奕叶重光，联芳并美，颜氏于斯为盛。谓非《家训》所自，不可也。自是而后，历宋而元，仕籍虽不乏，而彰显不逮前，岂非《家训》失传之故欤？”而一旦《家训》重新寻得，则又以为“天将复兴颜氏乎！”（颜广烈《颜氏家训序》，见王利器先生《颜氏家训集解·附录》）故知《颜氏家训》之中，自有其大义在。且诚如颜氏后人颜嗣慎所言：“观者诚能择其善者，而各教于家，则训之为义，不特曰颜氏而已。”《颜氏家训》既然能够对颜氏后代产生重大的影响，自然也可以对其他家族、家庭产生影响，因此，如果我们能够从中选出优秀的部分，运用到自己的家庭之中，不也可以塑造我们的家教、家风吗？正因如此，在家教极其没落的今天，对于《颜氏家训》，我们应当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，从中发掘出适合于当代社会的训示，灵活运用到家庭教育之中，以重塑我们的家风。
然而，当今之世，学者们常常会依据自身的关注点而否定经典本来的真价值，我在拜读王利器先生《颜氏家训集解》的叙录时，便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。毋庸置疑，王先生于《颜氏家训》的集解、点校之功，实为古今之最，不但前无古人可以与之媲美，此后恐怕也少有来者可以与之比肩。然而，因为他所特有的价值观，经过层层推进，王先生终而否决了《颜氏家训》在训家层面上的价值和意义，而将《颜氏家训》定义为“不失为祖国文化遗产中一部较为有用的历史资料”。于是，《颜氏家训》成了“研究南北诸史”“研究《汉书》”“研究《经典释文》”“研究《文心雕龙》”以及“治音韵学”“可供参考”的“历史数据”。我自然不能否定《颜氏家训》在以上领域的“历史数据”价值，然而，这样的研究是否有些本末倒置了呢？难道《颜氏家训》中真的充斥着“庸俗的处世秘诀”（引号中皆为王先生语）？当真没有值得我们学习和采纳的家教思想？依我愚见，我们实在不可以如此将《颜氏家训》中的家教思想一笔抹杀。然而，因为王先生《集解》的巨大影响，导致以后诸多学者在研究《颜氏家训》时，大多将之视为一份文献资料，纵然是讨论其中的家教思想，也只是视作一套旧有的模式，而不敢明确转化为实践指导。可是，如此一来，《颜氏家训》的真价值也就被忽略了。
此次，我们受上海古籍出版社刘海滨先生之嘱，顺应当下重塑家风的风潮，对《颜氏家训》再作一番新的解读，以期为今日家风的塑造作出些许微薄的贡献，因而对《颜氏家训》作了深入细致的研读。在研读之中，我发觉《颜氏家训》所述大多并非所谓的“庸俗的处世秘诀”，更非“庸人思想”，亦不是全然为封建粉饰太平的伪哲学。当然，鉴于作者的身份背景和生存环境，其中少许思想确实有其时代的局限性，应该加以辨析和转化。总而言之，以我愚见，《颜氏家训》的正面价值远远超过其负面影响，而作者为了光大门楣、训示子孙所付出的苦心思虑，实在是当今诸多父母所无法体味的。鉴于此，我们将于本书中努力挖掘出其中有益于当代家教的部分，以期为当世家风的重塑提供引导和借鉴。
《颜氏家训》，南北朝时期著名学者颜之推所撰。颜之推，字介，琅琊临沂人，生于梁武帝中大通三年（531），卒于隋文帝开皇十年（590），享年六十。据《终制》篇，之推自称“吾已六十余，故心坦然，不以残年为念”，则知《家训》是他晚年所作。相传之推是复圣颜子的后裔，然而，他在《家训》文中并未提及，这或许是后世之人的讹传。当然，说他是旧鲁国颜氏的后裔，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西晋末年，之推的九世祖颜含随着晋元帝南渡，是“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”之一，自此以后，世居建康（今南京）。后来，之推的祖父颜见远又随着南康王萧宝融出镇荆州，于是，又举家迁居江陵（今属湖北）。他的父亲颜协曾为梁湘东王萧绎的镇西府咨议参军，根据之推的自述，父亲死于他九岁之时。之推出生于江陵，垂髫换齿之年，“便蒙诱诲”，可谓家教极早。十二岁时，适逢萧绎讲解《庄》《老》，他也曾列为门生。然而，因为生性不喜欢道家学说，他便自行精研《礼记》《左传》，并且博览群书。他为学精进，终日不倦，学识就此大增。之推所作的文章典雅清秀，加上他才华横溢，深受萧绎赏识，也为当时的士大夫们所称道。由此可以推见，之推的一生应当可以顺顺利利，飞黄腾达。可是，根据他的自述，却发现他一生坎坷，曾多次沦为俘囚，历经生死磨难，倘若不是因为治学严谨、才能出色，加之深通世法而明哲保身，恐怕早已葬身于战乱之中了。之推不得大用于世，是一件可惜亦可悲的事，所以，于慎行先生说：“然余窃又以悲其不遇焉。以彼其材，毋论得游圣人之门，藉令遭统一之主，深谋朝廷，矩范当世，即汉世诸儒，何多让焉。然而播越戎马，羁旅秦、吴，朝绾一绂，夕更一绶，其志何悲也！”（《颜氏家训后叙》）然而，这也是之推的时运如此，又如何可以强求？
之推十九岁时，便被任为梁湘东王国右常侍，加镇西墨曹参军。当年，侯景攻进建康，次年将梁武帝萧衍活活饿死，立萧纲为傀儡皇帝。之推二十岁时，随梁湘东王世子萧方诸出镇郢州，次年，侯景攻陷郢州，之推与萧方诸全都被俘虏到了建康，这是之推首次成为囚俘。到了552年，梁军收复建康，侯景战败，湘东王萧绎被拥立为帝，在江陵即位，是为孝元帝。之推得以回到江陵，并被封为散骑侍郎，过了两年平静生活。然而，554年，西魏军又攻陷江陵，梁孝元帝被俘杀，之推再次沦为囚俘，被遣送至西魏。在西魏时，之推因为颇有文采，被大将军李穆赏识，还得到了一份代写书信的差事。然而，他一心想要南归，所以于556年举家冒险逃往北齐，准备借道北齐返回南梁，可是在北齐之时，他得知梁朝旧将陈霸先已废梁自立，顿时感到故国已然不复存在，于是断绝了南归的念头。此后，之推在北齐先后历时二十余年，这二十多年，是他一生相对安定的时期。因为他的才能，以及对世法的通达，先后担任过赵州功曹参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、中书舍人、黄门郎等职。黄门郎一职当是之推一生“最为清显”者，所以，尽管《家训》完稿于晚年，那时他已经身入隋朝，被东宫太子杨勇召为学士，可他仍旧题署“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”。之推在北齐官场也并非一帆风顺，其间时常被嫉妒、陷害，甚至有招致杀身之祸的危险，而北齐的皇帝如高洋、高湛等又是杀人如儿戏的暴君，之推能够平安度过，显然是凭借他有一套出色的明哲保身的哲学。他也将这套哲学写进了《家训》。于今看来，或许会显得有些过于自保，然而，对于身处重重危险之中的人而言，又何尝不是一种正确的指引呢！况且之推并没有鼓励他人去谄媚和迎奉，而是提倡为了忠孝、仁义，“丧身以全家，泯躯而济国，君子不咎也”。正因如此，颜氏后世，方才会出现忠烈若颜真卿、颜杲卿者。到了577年，北周灭了北齐，之推第三次沦为囚俘，被遣送至长安，当时他四十七岁。581年，杨广灭北周建立隋朝，入隋之后，之推又为太子杨勇召为学士。时至590年，之推为子孙们留下了一部《颜氏家训》而后逝世。
之推有三子，名为思鲁、愍楚、游秦。思鲁，表示思念祖籍琅琊临沂（临沂旧属鲁国）。愍楚，表示哀怜被灭掉的江陵（江陵原属楚地）。游秦，则表示出游于关中长安之意（长安旧属秦地）。由之推为诸子所取之名，亦可见他为人极重情义。
本部分对之推的生涯作了概略的陈述，用意自然不是为之作传，更不是为其粉饰，而是为了呈现他一生的境遇，进而指出他思想中明哲保身的部分（主要见于《省事》篇），实在是有着独特的背景和特殊的遭遇。后世多有因之推“一生而三化”（由梁转魏，一化；由魏转北齐，二化；由北齐转隋，三化）而诟病于他，动辄讥讽他为“世故”为“圆滑”，却忽略了南北朝时弱肉强食、穷兵黩武的现实，而那些身为帝主者，又大多视臣子为犬马、草芥，却反而要苛求为臣者死忠，这难道还不是愚忠吗？如果换位思考，用心去体味一下在之推所处的环境中谋求生存的难度，或许就不至于如此轻言了吧！试问一下：倘若是易时易地而处，又有几人能够做到像之推那样呢？以我之见，之推的过失，在于没有能够做到“无道则隐”，如孔子说：“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当然，南北朝时，纷争不已，战火纷飞，百姓涂炭，纵然是想要隐身而谋取太平，又如何能够呢？之推的所作所为，实在是为了家族考虑而采取的权宜之计。在《终制》篇中，他表达了这一念想：“计吾兄弟，不当仕进，但以门衰，骨肉单弱，五服之内，傍无一人，播越他乡，无复资荫；使汝等沉沦厮役，以为先世之耻。故冒人间，不敢坠失。兼以北方政教严切，全无隐退者故也。”既然如此，又何必过于苛责他呢！
家风的形成，自然在于家教。家风一旦形成，那就可以延续多世，这期间一旦出现卓越之人，便能够光大门楣。倘若如此，那就是整个家族的幸事，这也是祖先们的期望。而家训则是家教传承的载体，而且最好是形成文本。没有成文而单凭口口相传的家训，非常容易失传，纵然能够侥幸传下来，在传续的过程之中，也会因为口授而出现诸多谬误。所以，古时为人先祖者，大多愿意撰写家训以遗教于后代。
然而，家教的成功，实非易事。家训的撰写，更是不易。盖为人父母者，己身不正，而欲教养子女使之成人，实在是少有可能的。而家训中所记所述，如果不是自身所依循并践行的，却要垂示后代，那么，后代势必会以之为欺，斥之为妄，如此一来，又如何会遵从呢？更遑论塑造良好的家风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