贞观初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隋炀帝广造宫室，以肆行幸。自西京至东都，离宫别馆，相望道次，乃至并州、涿郡，无不悉然。驰道皆广数百步，种树以饰其傍。人力不堪，相聚为贼。逮至末年，尺土一人，非复己有。以此观之，广宫室，好行幸，竟有何益？此皆朕耳所闻，目所见，深以自诫。故不敢轻用人力，惟令百姓安静，不有怨叛而已。”
贞观初年，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：“隋炀帝大肆营建宫室，以便纵情游乐，从西京到东都，沿途离宫别馆随处可见，直到并州、涿郡，无不如此。驰道有几百步宽，两边还种上树作为装饰。百姓无力承担徭役和劳役的重负，相继起来反抗。到了隋朝末年，隋炀帝已经众叛亲离，连一尺土地、一个百姓，都不再属于他了。这样看来，多营宫室，喜爱游乐，是没有任何好处的。隋朝从兴到亡这些都是我耳闻目睹的事，这样的教训，应该深以为诫啊！因此，我不敢随便动用人力，只想让百姓安居乐业，不要发生叛乱才好。”
贞观十一年，太宗幸洛阳宫，泛舟于积翠池，顾谓侍臣曰：“此宫观台沼并炀帝所为，所谓驱役生民，穷此雕丽，复不能守此一都，以万民为虑。好行幸不息，民所不堪。昔诗人云：‘何草不黄？何日不行？’‘小东大东，杼轴其空。’正谓此也。遂使天下怨叛，身死国灭，今其宫苑尽为我有。隋氏倾覆者，岂惟其君无道，亦由股肱无良。如宇文述、虞世基、裴蕴之徒，居高官，食厚禄，受人委任，惟行谄佞，蔽塞聪明，欲令其国无危，不可得也。”司空长孙无忌奏言：“隋氏之亡，其君则杜塞忠谠之言，臣则苟欲自全，左右有过，初不纠举，寇盗滋蔓，亦不实陈。据此，即不惟天道，实由君臣不相匡弼。”太宗曰：“朕与卿等承其余弊，惟须弘道移风，使万世永赖矣。”
贞观十一年，唐太宗到洛阳宫。他在积翠池上泛舟时，环顾身边的侍臣，说：“这里的宫观、台榭都曾是隋炀帝所建造的，他生前驱使万民，为他修筑精雕细刻的宫室，丝毫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，并且他还喜好到各地巡游玩乐，耗资巨大，老百姓怎么能够忍受呢？《诗经》云：‘哪里的草不枯黄，哪一天不赶路啊？’‘远远近近东方国，织布机上都空空。’说的正是这种情形啊。隋炀帝的荒淫导致天下人的怨恨和叛乱，最后落得国破家亡，现在，他的宫殿完全归我所有了。隋代灭亡的原因，难道只是因为君王无道吗？其实他的臣子们也不忠良。像宇文述、虞世基、裴蕴这些人，他们身居高位，享受着丰厚的俸禄，被皇帝委以重任，但他们只知道行小人谄媚之事，扰乱视听。这样要使朝廷不危亡，怎么可能呢？”司空长孙无忌说：“隋代灭亡的原因在于君王杜绝忠言，臣子苟且偷生，上下都有过失。开始不纠偏改过，后来反叛势力日渐猖獗，也没人敢把实情说出来。因此，隋朝灭亡不在天意，而是君臣之间不相互扶持所致啊。”唐太宗说：“我和各位大臣是在隋末天下大乱之后得到的江山，因此我们应该弘扬大道、移风易俗，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。”
贞观十三年，太宗谓魏徵等曰：“隋炀帝承文帝余业，海内殷阜，若能常处关中，岂有倾败？遂不顾百姓，行幸无期，径往江都，不纳董纯、崔象等谏诤，身戮国灭，为天下笑。虽复帝祚长短，委以玄天，而福善祸淫，亦由人事。朕每思之，若欲君臣长久，国无危败，君有违失，臣须极言。朕闻卿等规谏，纵不能当时即从，再三思审，必择善而用之。”
贞观十三年，唐太宗对魏徵等大臣说：“隋炀帝在继承隋文帝基业的时候，海内升平，如果他能长期住在关中，怎么可能招致灭亡呢？可是后来，他不顾百姓的疾苦，到各地去行幸巡游，没有归期。最后索性住在江都，不听从董纯、崔象等大臣的忠言，最终不仅自己死于叛臣之手，也断送了江山社稷，还留下笑柄让世人感叹评说。虽然帝运的长短，是天意决定的，但是祸福善恶，也在于人事。我每每想到这些，都认为若要国家太平，君臣相安无事，君主一旦有了过失，臣子就一定要直言不讳地指出来。我对你们提出的意见，虽然不能当时就采纳，但在我反复思考之后，必定会选择好的意见加以采纳。”
贞观十二年，太宗东巡狩，将入洛，次于显仁宫，宫苑官司多被责罚。侍中魏徵进言曰：“陛下今幸洛州，为是旧征行处，庶其安定，故欲加恩故老。城郭之民未蒙德惠，官司苑监多及罪辜，或以供奉之物不精，又以不为献食。此则不思止足，志在奢靡，既乖行幸本心，何以副百姓所望？隋主先命在下多作献食，献食不多，则有威罚。上之所好，下必有甚，竞为无限，遂至灭亡。此非载籍所闻，陛下目所亲见。为其无道，故天命陛下代之。当战战栗栗，每事省约，参踪前列，昭训子孙，奈何今日欲在人之下？陛下若以为足，今日不啻足矣；若以为不足，万倍于此，亦不足也。”太宗大惊曰：“非公，朕不闻此言。自今已后，庶几无如此事。”
贞观十二年，唐太宗东巡，进入洛阳，下榻在显仁宫，宫里的侍从因为侍候不周，受到很多责罚。对此，侍中魏徵向唐太宗进谏说：“陛下如今到洛阳，是因为以前在征战时这里遭到了祸殃，陛下希望这里获得安宁，所以对洛阳的百姓施以特别的恩惠。但事到如今，这里的百姓非但没得到眷顾，相反，显仁宫的侍从还受到了很多无辜的责罚。他们不是因为进献的物品不精致，就是因为食物不甘美而受罚。这可能是因为陛下不知足、太奢侈造成的。这样做不仅违背了巡游的初衷，也辜负了老百姓的期望。过去，隋炀帝命令下人多多进献食物，只要食物不丰美，就要受到责罚。上面有什么样的喜好，下面必定会加倍效仿，这样下去，人就会变得贪得无厌，最后走向灭亡。这不只是史书所载，也是陛下亲眼看见、亲耳所闻的。正因为隋炀帝昏庸无道，所以上天才委派你来代替他。陛下应当战战兢兢，凡事从俭，以前人的风范为楷模，来告诫子孙后代。如果陛下意足了，那么现在就能感到满意，反之，即便比现在好过千倍万倍，也不会感到满足的。”唐太宗听后大惊失色，说：“没有你，我绝不会听到这样的诤言。从今以后，再也不会有此类事情发生了。”
《行幸第三十七》中群臣的话语，主要是启发帝王对奢侈行为进行节制和自诫。可以看出，君臣的出发点是为了避免重蹈隋炀帝等亡国之君的覆辙，以求善终。唐太宗一再与群臣讨论这些问题，一方面“深以自诫”，“不敢轻用人力。惟令百姓安静，不有怨叛而已”；另一方面，他又多次向大臣提出：“君有违失，臣须极言。朕闻卿等规谏，纵不能当时即从，再三思审，必择善而用之。”这些都应当肯定。然而即使像唐太宗这样的明君，也有不清醒的时候，也有胡作非为的事情发生。如贞观十二年魏徵关于唐太宗入洛的进言便是一例，唐太宗也不得不承认“非公，朕不闻此言。自今以后，庶几无如此事”。可见要善始慎终是十分艰难的。
秘书监虞世南以太宗颇好畋猎，上疏谏曰：“臣闻秋狝冬狩，盖惟恒典；射隼从禽，备乎前诰。伏惟陛下因听览之余辰，顺天道以杀伐，将欲摧班碎掌，亲御皮轩，穷猛兽之窟穴，尽逸材于林薮。夷凶剪暴，以卫黎元，收革擢羽，用充军器，举旗效获，式遵前古。然黄屋之尊，金舆之贵，八方之所仰德，万国之所系心，清道而行，犹戒衔橛。斯盖重慎防微，为社稷也。是以马卿直谏于前，张昭变色于后，臣诚细微，敢忘斯义？且天弧星罼，所殪已多，颁禽赐获，皇恩亦溥。伏愿时息猎车，且韬长戟，不拒刍荛之请，降纳涓浍之流，袒裼徒搏，任之群下，则贻范百王，永光万代。”太宗深嘉其言。
秘书监虞世南见唐太宗喜欢打猎，就上疏说：“我听说，秋冬两季打猎是历来的传统，射杀猛兽，追逐飞禽，都具体完备地记载于前代的诏书中。陛下在批阅奏章、临朝听政之余，亲自驾着打猎的车子，到凶禽猛兽出没的森林洞穴之中，猎杀凶残的动物，保卫黎民百姓，用动物的皮毛，制作兵器。打猎成功后，让旗帜高高飘扬，以显示赫赫国威，这是在遵循古代先王们传下来的规矩。然而陛下乃天下最为尊贵的人，陛下出行打猎，百姓仰慕你的圣德，牵挂你的行踪，这怎不叫万民揪心？所以陛下应当谨慎行事，保重自己，为江山社稷着想啊！汉武帝好猎熊，司马相如上疏力谏，汉武帝于是打消了此念。吴主孙权好射虎，张昭晓以利害，吴主也接受了意见。我虽人微言轻，但也要尽到臣子之职。自然无情，死亡的禽兽已经很多了，陛下对狩猎进行嘉奖，浩大的皇恩也已为老百姓所知。臣只希望陛下存放好猎车和器具，采纳臣下的意见，无为而治，信任百官，那么就可以为王者之楷模，永载史册了。”唐太宗听罢，对他的意见深表赞许。
谷那律为谏议大夫，尝从太宗出猎，在途遇雨，太宗问曰：“油衣若为得不漏？”对曰：“能以瓦为之，必不漏矣。”意欲太宗弗数游猎，大被嘉纳。赐帛五十段，加以金带。
谷那律担任谏议大夫的时候，曾跟随唐太宗外出打猎。途中遇上大雨，唐太宗穿着油布雨衣也被淋得浑身透湿，于是问谷那律：“油衣该怎么做才不会漏雨呢？”谷那律回答说：“如果用瓦来做，肯定不会漏雨。”他的言下之意是希望唐太宗不要经常游猎。唐太宗对他的回答大为赞赏，赏给他帛五十段，外加一条金带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