徽宗朝的乐制改革，是一次全面系统的改革，不仅重新确定乐律，而且要解决雅俗乐器配置混乱、八音乐器不全等问题。改革后的大晟雅乐乐器，增置了景钟、篪（chí）等大晟乐器，清理了“木部”乐器的淆乱局面，补充了“匏、土二音”，删汰了“熊罴按”等胡部乐器，体现出与宋代旧雅乐决然不同的乐器特点。孟元老对大晟乐新增乐器极为敏感，给予高度关注，可以说，这才是他介绍南郊大礼乐队的用心所在。具体包括：

“截竹如箫管、两头存节而横吹者”，指的是大晟乐“竹部”乐器中新增的篪。《诗经·小雅》中有“伯氏吹篪”的记载，但是这种乐器早已失传。大晟府根据古代器物图谱重新研制出这一乐器，将其带回宫廷雅乐。

“有土烧成如圆弹而开窍者”，指的是大晟乐“土部”乐器中唯一的乐器埙。《诗经·小雅》中有“伯氏吹埙”，原始的埙以陶土制成，音色幽深哀婉、绵绵不绝。早在汉代，就出现以木为埙的现象，宋代旧乐中的埙都用木材制成，为了匹配“土”音，太祖诏令涂成黄色。徽宗时期改乐，刘昺以为以木埙代替陶埙，有违“八音”古制，因而制作出土埙。

“如笙而大者”，应指大晟乐增制“匏部”乐器中为首的竽笙。“匏部”乐器以匏瓜为笙斗（共鸣腔），但在此之前，都是以木代匏，名实不符，故有“八音之中，匏音废绝久矣，后世以木代匏”（《宋史·乐志四》）之说。大晟府制作出了名实相副的六种“匏部”乐器，首推竽笙，“其形凤翼，其声凤鸣”（元人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乐考十一》引陈氏《乐书》），不仅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，而且在乐队中属于定律性乐器。

“如箫而增其管者”，应指“竹部”乐器中的箫，属于编管乐器，即今天所说的“排箫”，“箫集众律，编而为器：参差其管，以象凤翼，箫然清亮，以象凤鸣”（《宋史·乐志四》），是对其形其声的描绘。《尚书·益稷》中说“箫韶九成，凤凰来仪”，箫不仅是一种作乐之器，而且承载着音乐理念。“乐始于律而成于箫”，箫乃十二律之本体，在雅乐中扮演着“以合众声”的重要角色。